《惠阳客家围屋故事》56-茶园嗣前新居围屋

嗣前新居围屋位于秋长街道茶园村仕径村，建于清光绪二十年(1894)，由叶特盛（迪春公）的七世孙叶松森所建。围屋坐西南朝东北，平面呈长方形，由月池、禾坪、三堂屋、两横屋、角楼等组成。总面阔77.6米，总进深52米，占地面积为4035平方米。

嗣前新居围屋的正面有三个拱形门，中间的中轴祠堂大门是一个三楼牌坊式的门楼，在门券上方立有一块刻有“嗣前新居”的门匾。门匾是叶氏族人在“乙卯春二月”（1915年）请吴道镕题写。吴道镕（1852—1936）广东番禺人，字玉臣，号澹庵，光绪六年进士，授编修。辛亥革命后，闭门著述，有《澹庵诗存》、《澹庵文存》、《明史乐府》等书。吴道镕虽然以行楷书居多，但榜书也为人称道。嗣前新居的门匾在“破四旧”时，遭到一劫。“嗣”字已被砸坏，幸好后来被抹上石灰，得以保存。现在，在门匾的缝隙中，依然可以发现残留的石灰痕迹。门匾的上方，有八卦图的灰塑。

从中间大门进入为门厅，有木屏门相隔，据说在木屏门上方原来挂有吴道镕所书的“恭明堂”牌匾，但现在已不见。中厅也有木屏门与上厅相隔；上厅有神台，供奉先祖牌位。堂屋与横屋之间有天街相隔，四角有三层高的角楼，外墙布满枪眼，防御性能极强。

1941年12月，日军入侵香港，搜捕爱国人士、抗日分子，并限令文化界人士向日军报到。在这紧急关头，中共中央南方局负责人周恩来致电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和广东抗日游击队领导人，要求不惜代价，营救在港九的文化界精英和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并转移到后方安全地区。

1942年1月5日，经周密安排，“秘密大营救”开始了。港九的文化界精英和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分批从香港九龙大队交通站秘密护送到惠阳、宝安抗日根据地，然后再送往后方安全地区。当时的惠阳县委在木公幌、滩头、茶园设立隐蔽接待站。位于茶园偏僻之处的“嗣前新居”成为茶园的一个重要接待站。茅盾、邹韬奋、胡风、乔冠华等人都居住在嗣前新居。

茅盾在《脱险杂记》中，对“嗣前新居”有详细的描述：“这所房子简直像一座堡垒。相当高的墙，围城四方形，却不见有窗。外面又是围墙，墙上密布枪眼。我们在山上看去，就像从飞机上俯视一座大城。大圈圈里有小圈圈，整整齐齐，四方形，威严而雄壮……我们从围墙的正门进去。这正门可以说是一座门楼，虽然已经坍塌，但仍旧可以架这么两挺机关枪，用火力封锁那前面的大路。门内是一片广场，然后是那大房子的侧门——就是我们昨晚进去的，奇怪得很，大房子的正门并不正对那围墙的正门。大房子在围墙之中，四周都有空地，像一个岛，然而围墙正门内那片空地特别大。现在我们又看见，这房子的墙壁足有三丈高；墙上的确没有正式的窗洞，然而有长方形的小洞，可以架枪。在这上面，便是正式的枪眼了，碗口大的圆孔。墙很厚，在一尺以上。”

在这里停留的文化人士，得到叶氏族人的热心接待。他们在这里做短暂停留后，安全地转移到惠州，然后再到达内地安全地区。这场“1942·秘密大营救”，历时近200天，克服重重艰难险阻，营救出文化界知名人士、爱国民主人士共300多人，连同国际友人及其他人士共800多人，赢得了国内外各界人士的赞扬。被茅盾称为“抗战以来(简直可以说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是一场胜利大营救。

在嗣前新居围屋的接待负责人是叶松森的孙子叶金蕴。他1919年9月出生在嗣前新居围屋。1938年10月，日军从大亚湾登陆，侵入淡水后，刚刚初中毕业的叶金蕴毅然投笔从戎，于1939年参加东江敌后武装活动，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嗣前新居被确定为重要接待站后，叶金蕴和其他战士一起，在嗣前新居通宵站岗，确保了文化人士的安全。

1943年12月，东江纵队成立，叶金蕴随部队活动在“惠（阳）东（莞）宝（安）”等地，团结群众与日寇浴血搏斗，保家卫国。抗日战争结束后，根据国共两党重庆谈判签署的协定，东江纵队主力需北撤烟台。叶金蕴被安排留守家乡，组建护乡团。叶金蕴以“生雷公”的声望，迅速发展了近60名团员，与土匪恶霸、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叶金蕴所率领的队伍神出鬼没，所向披靡，令当地的国民党政府和武装力量闻风丧胆。新中国成立后，30岁的叶金蕴任惠阳地区独立大队大队长。1950年6月，叶金蕴在参加和平、连平一带的剿匪战斗中，不幸中弹牺牲。1957年，叶金蕴被民政部门追认为“革命烈士”。1995年8月8日，秋长政府在嗣前新居围屋后面修建了叶金蕴烈士纪念碑；2015年4月，惠阳区人民政府，对纪念碑进行了修缮。这里已经成为一处缅怀先烈、启迪后人的教育场所。

2004年8月，嗣前新居围屋由惠州市人民政府公布为惠州市文物保护单位。